1949年5月27日，上海这个当时远东最大的城市宣告解放。7至8月份，上海市人民群众自发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劳动运动，帮助新生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度过最为艰难的站稳脚跟阶段，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进程，令人欣慰鼓舞。笔者通过查阅上海市档案馆的历史档案和《解放日报》相关报道，努力还原这场运动的发展始末。
“解放初期，百端待理，拟将劳军事宜推迟”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政府宣告成立，陈毅担任军管会主任和上海市市长。陈毅在着手管理这座被称为“东方巴黎”的硕大城市时真切地感受到，面对的困难挑战与我们党以往接管的中小城市截然不同，真可谓是一个“烫手山芋”——接管事务繁杂，旧政府如何整编、人员资产如何处理？资本家趁乱哄抬物价、投机倒把，物资供应如何筹措、金融市场如何稳定？地痞土匪四出作乱，潜伏敌特渗透破坏，城市安全如何守卫？……一系列的难题接踵而至，让陈毅市长“很忙”。
就在新政府忙于接管事务时，上海市群众自发组织的热情慰问活动，也成为一种“甜蜜的负担”，让他们有些应接不暇。刚刚获得新生的上海百废待兴，接管事宜十分繁杂，劳军活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工作精力。
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上海市军管会办公厅秘书处一月来综合报告》，直观地反映了接管初期忙乱的工作状况：“当军管会及市府开始日常的军管与政府工作时，军管各部门及地下工作者的联系、询问、无数被解放的人们拜访、慰问、告密，各党派地下人员被监禁者的求释，失业者的求职，投机撞骗者的冒充、破坏，都措手不及地拥来，每日除电话与接见不计其数外，函信及来文约达四五百件，每日问事者平均约达二百人，因此各科室的工作开始很有些顾着忙乱、被动……”
由此，1949年6月13日，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解放日报》报头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公告：“自上海解放以来，承各方雅爱，纷纷以慰劳解放军事宜来相询问，厚意至感。兹因解放初期，百端待理，拟将劳军事宜推迟，俟决定具体办法再行通知。在具体办法未决定前，一切慰劳事宜希暂停止。”
“每人凭着自己赤热的心肠，拿出全部力量来，慰问解放军”
待接管告一段落，城市军事管制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劳军事宜重新提上议事日程。7月16日上午，上海市各界劳军总会在国际饭店举行了成立大会。
劳军总会成立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慰劳人民解放军宣言》，进行了广泛的思想发动。
这次劳军形式十分丰富——有“工商业义卖”。8月1日起，上海市300余家商店连续3天组织义卖活动，将所获得的利润捐献出来。棉布业成绩最为出色，连同捐款达2.1亿元；纸商业位居第二，达1.6亿元。一批做小买卖的豆腐店老板们也参加了义卖活动，愿意认捐60万元。还有很多厂商，把准备出厂的汗衫、背心、毛巾等商品，装满运货的汽车，挂上宣传的标语，直接运送至劳军总会，将仓库塞得满满的。以至于8月10日，劳军总会特地登报申明，希望工商界直接捐献现金。
有“体育界名将劳军献技义卖”。薛旭初、胡维予、唐豪等一大批沪上乒乓球、健美操、篮球、羽毛球、武术等界别的运动员，以及中青年游泳队全体成员定期进行技艺表演，将获得的收入全部捐献给了劳军总会。他们还走进军营，与守卫上海的官兵进行体育交流，活跃了连队文化生活。
有“文艺界劳军义演”。在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从上午10时一直到次日凌晨2时，不间断播放平剧（即京剧）、越剧和各种地方剧，以戏曲的形式进行劳军宣传。白穆、黄宗英等一大批上海著名戏曲演员，通过无线电波，呈现出他们精彩的演出，中华自由、东方华美等多家电台进行了转播。每个剧目表演完毕，就会有观众打来电话进行认捐。电话公司的8名女职员，整日帮忙接听电话，协助收集物资。
有“一日捐献活动”。上海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大新百货等单位发动工人将一日劳动所得完全捐献出来。大新百货组织劳军运动时，厨房间烧小菜的唐启主动提出认捐5天工钱，其余8位工友也纷纷响应，一同认捐了5天工钱。有的底层劳工捐献出自己多年积攒下的积蓄，还表示“自己只能表这一点心意，很惭愧”。人民印制第一厂61岁的张炳泉老师傅，不但捐出两斗米，还长期捐出底薪，直到全国解放。恒丰纱厂女工组织了“一人一袋运动”，每人捐献一个劳军袋，袋里装有牙刷、肥皂、毛巾等日用品，袋面绣上了慰问解放军的标语口号。
有“劳军挑战竞赛”。中纺印染七厂在车间展开了竞赛，各车间踊跃捐献，都希望自己的车间能够夺得劳军模范的锦旗，有的工人甚至捐出了百分之六十的工资。大新百货练习生唐德森提出每月认捐底薪2元，直至全国解放；职工李银表示要每月认捐2.5元；洋伞部练习生甘水培，职工柏相周、赵学琳等人不甘落后，主动提出每月认捐3元；最后唐德森再加2元，每月认捐4元，才结束了热烈的挑战活动（注：本条引用薪酬单位为银元）。
有“三轮车夫义踏”。8月12日清晨5点，上海市2000名三轮车夫在全市十个区的农工会工作站集结。每个人的三轮车都装扮一新，车头插上彩旗，车身写满标语，车夫胸前挂着“义踏证”和闪亮的红星。出发仪式结束后，车夫们分散至全市各处进行义踏，直到深夜才返回工作站缴款。工人栾其海把挣来的2000元全部上交，自己自掏腰包还了600元的车租。年龄最大的是63岁的车夫曾星二，他踩了整整一天的三轮车，路上也就是简单吃了几口干粮，匆忙喝上两口水，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个人就挣了2000多元，全部一分不剩捐了出来，真可谓是老当益壮。
有“青年界劳军晚会”。8月18日，青年界劳军分会在逸园大操场，举行盛大的劳军晚会，开展了万人大合唱和文艺表演。当时虽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阵雨，但是大家都不顾全身被雨水淋湿，依然继续着青年人的快乐聚会。所有节目中以健美表演最为精彩新颖，将“走向新中国”的景象，以生动的画面显示在舞台上。
有“劳军宣传造势”。这次劳军运动，十分重视宣传鼓动，劳军总会不时发出《劳军宣传要点》《劳军总会启事》，组织编写教唱《慰劳同志歌》。劳军总会制作了纪念章，由电讯局的陈志康设计，图样为一颗鲜艳的红星，背后有黄圈一道，红星中间有“劳军纪念”四个小字，象征人民永远支持解放军、以及军民一家亲。8月13日，共有5万名市民主动参加纪念章义卖活动，卖出22万多枚，每枚价值500元。《解放日报》开辟专版，专门刊登劳军故事、宣传画、宣传口号，营造了热烈的氛围。
上海市民热心参与劳军运动，涌现出很多感人的故事。妇女界劳军会发动的主要是家庭妇女，她们把自己压箱底的金银首饰全部捐献出来，支持军队建设，短短几天时间就捐献了现金款50余万，银元50块，金戒指19只。
中国标准铅笔厂的厂医杨和欣，甚至把他办婚礼的烟酒喜糖钱，都捐献了出来。女青年托儿所的老保姆陈琐珍，将八年积蓄下的两只金戒指捐献出去。居住在拉都路的80岁老太太陈方氏捐献出两枚金戒指，每枚重4钱，还请人代笔写了一封信，说她7月6日参加上海市百万军民庆祝解放大游行时，受到深切的感动，以前在旧政权下从未看到军民关系如此亲密，虽然她的年纪已经大了，但是庆幸自己的子女们还能过上好日子。
“这样空前的劳军运动，对于解放军解放全中国起了极大的支援作用”
历时一个半月的劳军运动，于8月底圆满结束。《解放日报》刊登了劳军总会保管委员会主委项叔翔的《劳军总结报告》。经过广泛组织和深入发动，共计收到慰劳金72.46亿元；慰劳品共计29种65万件，约值15亿元；各界寄送慰问信6664封，医院免费诊疗解放军战士1万名，150名市民已经登记长期捐献至全国解放，11450人正在登记中。上海市劳军运动取得了如此辉煌成果，极大地支持了全国的人民解放事业。（注：本文除特别说明外，所列金额均为旧人民币，1万元折合新人民币1元。）
8月31日，劳军总会举行了献交典礼，总会代理主任盛丕华将各界捐献的现金及实物赠送第三野战军，军地代表共千余人参加。上海市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在典礼上发表了讲话，首先对各界热烈的慰劳表示感谢，然后指出这样空前的劳军运动，对于解放军解放全中国起了极大的支援作用。但这种军民关系是旧中国、旧时代所看不到的；这种军民的大团结，能战胜一切困难。解放军代表殷焕荣在致答词中，坚决表示以肃清匪特和解放全中国来回答各界父老的热爱。
1949年发生于上海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劳军运动，无疑十分成功。究其原因，不外乎这么几条：一个是解放军官兵通过严格执行入城纪律，赢得了广大市民的高度认可和积极拥护，这是劳军运动得以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另一个是，劳军总会组织结构严密，思想发动有力，活动开展紧锣密鼓，这是劳军运动得以顺利实施的组织保证。第三个是，广大民众，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工人，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农民，无论是艺术表演家还是体育明星，无论是耄耋老人还是中小学生，都完全拥护解放军，完全自发参与劳军运动，这是劳军运动得以顺利实施的群众根基。
上海劳军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从政治影响上看，上海市这个当时远东最大城市的劳军运动，对全国都有极大的示范引领作用，为新解放的城市如何组织组织劳军树立了标杆。从军事影响上分析，各界群众捐献的现金和实物，有力地促进了部队建设，激发了官兵士气，极大支援了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进程。从时代发展看，通过劳军运动，建立起了积极稳固的军政军民关系，并被历代上海市委、市政府所传承，每年逢年过节都会赴部队进行慰问，从1949年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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